最新李逵劈鱼:真实情感的表达不能被法律强制

就原告和被告而言，双方道歉的“供需”也与道歉的性质有很大的不同。对于道歉的一方来说，道歉本来是一种认识到自己错误后的自我道德要求和精神解放，但它能否真正获得对方的理解和平衡对方的心理，只是一种事后的、附加的效果。事实上，经常发生的情况是，无论道歉多么真诚，都很难得到对方的原谅。正因为道歉的来源是内心情感的表达，自愿和真诚这两个要素不可或缺，真实情感的表达不能被法律强制。我们会看到有些被告宁愿赔钱也不愿道歉，或者宁愿道歉也不愿赔偿，而双方对道歉的内容仔细仔细的考虑也并不少见。

在郭敬明抄袭事件中，尽管他在15年后发表了一篇很长的帖子公开道歉，但公众似乎并不买通。很多人认为，郭敬明是迫于压力才紧急道歉的，是为了避免自己的经济利益受到损害。他的目的不纯，而且缺乏诚意。这只是说明，由于外部压力或强制措施而做出的道歉往往是有形和无形的，其效果是无法与主动发自内心的道歉相比的。这也是笔者认为道歉不适合作为一种法律责任进行判决和执行的重要原因。

从原告的角度看，道歉请求的心理基础大致有几种:一是希望得到真诚的道歉，弥合精神上的伤害;二是放弃道歉，以换取额外的经济利益;第三，他们不关心道歉是否真诚。你想要的是道歉的形式和结果，以获得一种道德优越感或心理满足感。虽然我们完全理解第一种心理，但花很多精力去得到一个不情愿、不愉快的结果往往是不值得的。至于道歉是作为一种扩大经济利益的杠杆，还是作为一种获得精神胜利感的手段，恐怕都与立法的目的相距甚远。

当然，如果法律有规定，法官不能拒绝适用，但在具体的案件中，他仍然可以对道歉做出更适当、更准确的把握。首先，对道歉的判断应以过错的存在为依据。如果被告最终被确定没有明显的意图或重大过失，就没有必要道歉。其次，如果被告在诉讼过程中口头或书面道歉，原则上不需要在判决中下令再次道歉，除非涉及的侵权非常严重。第三，要准确把握道歉与消除影响的不同效果，避免改变采用公开声明消除影响而改为命令道歉的情况。最后，应当严格区分道歉的执行与财产的执行。简而言之，在道歉时，应该遵循的原则是:尽量少用，谨慎使用，坚决防止滥用。